Instagram码头：群著时代的公共空间应何去何从？

公共空间是当今城市生活相关讨论中的首要议程之一。然而，是谁创造了公共空间？人们为什么需要公共空间？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空间本身的设计，参与其中的人，或是其他？不同力量如何塑造公共空间的“公共性”？

此前，UC荐读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公共空间”及其中的“相遇和反叛”的文章。本文是香港公共空间系列下篇，试图从一个具体案例出发，从香港的角度来考察上述问题。

延伸阅读： Instagram码头：香港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博弈；公园与相遇的（不）可能性；城市公共空间与反叛力量

西区公众货物装卸区，俗称西环码头（昵称“Instagram码头”），是一个由市民自发创造的“公共空间”，曾获首届“香港公共空间大奖”最高票，却一直面临潜在转型和“公共性”丧失的威胁。上篇从香港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出发，以西环码头为例，讲述了香港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其中的博弈。本文试图继续探讨：在当今这个“人人都应有机会参与塑造城市”的“群著时代”，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利益、身份认同表达的集中碰撞之处，那么，在塑造公共空间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警惕什么？

公众空间是构成“公众”多样性的最显著之处

香港公共空间的功能或许与一般观念中有微妙的不同。城市研究学者Zachary Neal曾提出公共空间的多重性质：作为公共秩序的促进力量，作为权力和抵抗的空间，作为艺术、戏剧和表演的舞台。不过这些似乎并不很适合香港的情况：殖民时期以来，香港公共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主要与休闲娱乐相关，战前强调西方生活方式，战后更注重积极休闲（如球类运动、登山远足），到了当代则更注重消极休闲（如散步、小坐）。此外，土地紧缺和高昂房价使得香港人的平均住房条件较差，因此不少人选择外出活动。

中西区区议会的问卷调查表明，人们对公共空间的期望中，对休闲娱乐设施的需求最为突出，例如绿化、老年健身设施、儿童游乐设施、洗手间，甚至只是公共广场。鉴于这种集体心理，也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香港，商场也可以被视为公共空间，在那里，休闲和大众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以得到培养和实现。

问卷中“您希望未来的西区海滨有什么设施“回答统计结果（图片来源：中西区区议会）

因此，出于更实际的原因，许多人并不反对西环码头改造提案。休闲娱乐作为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主要需求，使一些人支持在此修建海滨长廊，因为更多设施将得到保证。例如，如果码头要变成官方指定的海滨公园，宠物爱好者会希望设立宠物角；一些人支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认为围栏将提供必要的保护，尤其对骑车、玩耍的小孩；洗手间、健身设施等也是许多老年人所期望的；一些当地房东、商户或许期待着“门户地标”带来的商业价值。事实上，尽管调查方法和样本量存在不足，区议会的问卷调查显示，374名受访者中有80%以上支持拟定的概念性总体规划，86% 支持设立观景台，87% 支持修建露天剧场，81% 支持如都市海滩、攀岩墙、篮球场等娱乐设施。

毗邻码头的西端一小块区域已被改造为海滨长廊，于2020年开放，但区议会多次接到市民投诉称常有滑板人士从晚上7点至凌晨3、4点在此练习，噪音扰民（摄影：张浩维）

总之，公众中对码头的未来期望似乎存在许多不同声音，但讽刺的是，政府和草根团体二者都常以“公共利益”为由为其立场辩护。区议会表面上收集“公众意见”，并称规章制度符合“公共利益”，而反对者称 “公民身份”、 “集体记忆”是他们抗议的理由。然而，“公众”的概念本就存在问题：人们对如何塑造、使用公共空间有不同偏好与合理分歧，避免过度概括也很重要——当人们沉默时，有时他们支持秩序和理性的原则，有时他们只是不太在乎。对西环码头这一粗粝原生“公共空间”的追捧，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年轻一代追求体验消费、别样审美的一个侧面，而“儿童友好”、“亲子友好”、“老年友好”的空间和功能在此无处可寻。

正如女性主义地理学者Linda McDowell所说，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构成“公众”多样性最显著的地方，也是理想化的“公众利益”概念遭受质疑之处。如果“公众”被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几乎无法避免为了“一个公众”的单一用途而设计。或许我们应当设计“多模式的公共空间”，不仅满足“公众中的所有成员”，而且满足“所有公众中的所有成员”。“公共性”的运行机制是持续的博弈，结果并非求同，而是存异。

延伸阅读：《城市中国》第73期 《老城复兴》

空间体验无法完全被“设计”：充满能量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进一步说，空间和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设计？上篇文中提到，人们对码头改造提案的不满，本质是自下而上的日常性、自发性与自上而下的技术理性和商业化之间的抗争。列斐伏尔认为，技术官僚的现代性抹杀了自发性与社会交流。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学者Janet Ng在Paradigm city: space, culture, and capitalism in Hong Kong中提到，空间发展是静态的物理条件和动态的人群习惯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的空间体验不能完全被“设计”，一些“受控制的、有序而无聊的海滨长廊”也可以颇受欢迎。

一些例子包括观塘海滨花园，其位于观塘老工业区的高架桥旁，同样从货物装卸区改造而来，本身似乎没有吸引力。但由于增加了大片草地、表演区、眺望台、儿童和老年健身设施、受其工业历史启发的艺术装置等，它渐渐恢复了活力，吸引人们前来玩耍甚至露营。

观塘海滨花园的儿童玩乐设施、草坪露营、以废纸回收为主题的塔楼地标（图片来源：周艺娴，Wikipedia）

另一个例子是赤柱海滨广场与长廊，它由政府和地产公司共同管理，因“公私空间、多样活动和人群的成功融合”而获得首届香港最佳公共空间大奖冠军。评委认为，赤柱海滨包含了所有成功公共空间所需的重要因素，如海滨、街道、广场、开放天空、餐厅、自发活动、多元化活动等，且空间全天都在演变，为不同人提供不同功能，对于安排的表演/商业活动与市民自发的活动均能包容。

赤柱海滨广场（图片来源：香港公共空间大奖）

在这些地方，空间本身提供了充足多样的元素，相对松散的管理，也便受人欢迎。人们并不容易被结构所束缚；尽管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主义的理性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资本化，他们依然有其主体性和自发性。事实上，公众使用西环码头的方式本身就极具策略性，他们尽情发挥创造力利用其时间、空间、制度上的灰色地带，并迂回占有。

至于社会交流，不一定由空间安排决定。提供物理空间，也并不一定将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即使在像西环码头这样自由的地方，人们也大多只在自己的群体中进行社交。社会交流更多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如今的相对隔绝或许源于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个体性。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其需要的政治与社会条件远超物理空间的范畴。

另一方面，拟建海滨长廊中的某些功能或许有助于加强社会交流。如露天剧场、喷水花园，或许能提供触媒，以加强威廉·H·怀特在《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中所说的“三角效应”（triangulation），即在公共空间中通过“第三方”如活动或装置的外部刺激，吸引陌生人的共同关注，并开始互动、交谈。

城市社会学者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强调，如今大城市中公共空间的“纯正性”在于“公民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后社会规范”。若以前公共空间的标准是土地、管理、使用都须是公共的，那么现在的标准变为即使土地是私人的，但是如果使用者能在此享受其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也可成为优秀的公共空间。例如赤柱海滨广场，与欧美国家的许多广场同属私人所有，却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人们钟爱的公共空间。（延伸阅读：城市更新十大误区）

对于设计者和管理者，更重要的也许是在充分了解人的环境行为的基础上，提供更为开放、包容、多义的空间和设施，多一些"enabling"（激活），少一些"restrictive"（限制）。人的空间行为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无法被“设计”，只能被观察、尊重、包容、引导。

对城市更新的启示：保持质疑, 保持协商

围绕西环码头的争议可启发更多关于城市空间发展的思考。秩序和理性有其价值，但我们也应探索“日常”的潜力：当人们在塑造公共空间时表现出极大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不妨就将权力交给他们——设计师和管理者们需要更多地批判性反思乌托邦式的空间工程乃至社会工程项目，并更多关注人们在实践中如何使用空间。

城市规划学者Annette Kim历时超过15年细致研究越南胡志明市人行道空间的使用，提出城市设计的过程中除了通过社区会议敷衍了事地征求意见外，应使用民族志方法去现场调研。（图片来源：Annette Kim）

实现这一目标的常用方法包括观察、问卷调查和公众咨询，但从中西区区议会的问卷调查来看，其在Sherry Arnstein提出的“公民参与阶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上最多只能达到“通知”和“咨询”，即公民原则上享有倾听和被倾听的权利，但不能保证他们的观点真的很重要。

“倾听”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设计成熟，但构想和现实常存在不小差距，后期对居民意见的包容也往往是“小修小补”性质的。“被倾听”甚至更难，因为问卷中的许多问题都过于具体、导向性强，“是或否问题”占大多数，这些问题往往是为了单一目的而设计的，难以囊括人们实际或潜在需要的多种功能。因而对于问卷中“您为什么不支持该项规划目标“的回答中，选择“其他”的比例最高（37%）也就不足为奇。

Sherry Arnstein提出的“公民参与阶梯”（图片来源：何雪松 , 侯秋宇）

美国的社区公众参与历史悠久、深入人心，但也存在少数人“挟持”言论、弱势群体难以发声等许多挑战。图为Takoma Park市议会会议公众排队发言场景（摄影：周艺娴）

对香港城市更新官方计划的反抗，是一种通过争夺城市权利与集体认同，来抵制技术理性和商业化的实践——这种持续不断的质疑往往是公众参与的第一步。然而，草根组织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他们的呼吁的代表性值得怀疑。人们的需求千差万别，一个经过理性规划的城市，一个老年/儿童友好的公园，乃至一个设施完善的购物中心，都符合许多人的利益和愿望。

其次，人们使用空间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也不容忽视，技术理性的设计和商业化力量无法轻易抹杀其创造力，社会经济亦有其普遍规律反作用于空间形态。草根团体常指责设计师破坏了原生公共空间的活力，将一切归咎于设计，这与认为好的设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同为“空间决定论”。

更重要的是，一旦他们在抗议中“取得成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是，中西区关注组曾努力挽救上环的前已婚警察宿舍，使其免于被拆除，从现代主义宿舍楼转变为设计与创意中心（元创方PMQ），但遭遇了一场“身份危机”，即扶持创意人才与通过商业价值实现可持续之间的矛盾。又如简·雅各布斯等社会活动家通过呼吁反叛成功保留下来的纽约格林威治村、SOHO等地，亦已不复从前，成为资本和商业的宠儿，原住居民难以承受随之攀升的居住成本而纷纷搬离。“破”通常比“立”容易许多，先破而后须立。西环码头的日常性，也可为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的“立”提供启示。

元创方PMQ（原“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在活动期间吸引来大批访客（图片来源：Catherine Lai）

也许我们需要警惕：许多时候，一旦某种东西被树立为“模范”，无论其最初目标多么美好，往往会卷入诸多复杂因素，使其偏离最初意图。例如，现代主义建筑和规划起初是为了社会改造，却演变为僵化禁锢的统一性；后现代主义起初给标准化的现代主义城市带来了意义和多样性，最终却将一切商品化。

我们在这里高度赞扬的“日常性”，或许也不能免于商品化的压倒性力量：随着“Instagram码头”之名的广泛传播，游客的涌入可能会破坏码头原有的宁静；临街的士绅化进程也许会加快；商业摄影也许会抓住这个机会提供独特的拍摄服务，但矛盾的是，真正的独特性被相似的“独特性追求”所取代。正如策划“Instagram码头”账号的摄影师Pierfrancesco Celada所观察到的，在西环码头，“不断重复的姿势由连续不断的可替换的演员来扮演”。

在Instagram码头，人们留下看似独特却极其相似的作品（图片来源：Pierfrancesco Celada）*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孜孜以求”的状态是最有价值的，如列斐伏尔所说，现代性的最初价值在于“对社会生活的无情质疑”。社会生活往往处于试错之中，因而也在强弱力量、复杂因素的博弈下不断变化，毕竟长期稳定可能会僵化为新的系统化与官僚主义。城市更新是一个持续不断、螺旋式递进的过程，而公共空间的魅力恰好在于其不可预测、互动性、与其中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

著名规划学者John Friedmann曾发问：“为谁而规划，与谁合作，反对的是谁？”在如今这个“群著时代”，谈到理想的公共空间时，类似“人们的海滨”这样的口号十分常见。但或许我们可以先问道：谁构成了“人们”？“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如何知道“人们”想要什么？当公共空间被生产出来，对谁有利，排除了谁？“为了人们”对规划和设计实践意味着什么？

文 / 周艺娴 [U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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